节义是刚直的表现，刚直大多是在生活的艰难曲折中练就的。所以少时身处逆境，历尽坎坷，顽强奋斗者大多因刚直而讲节义；反之，少时身处顺境，衣食无忧，前途不愁者大多较懦弱而缺乏节义。
    然而，柳宗元是个例外。
    柳宗元家世代为官，正所谓书香官僚门第。而他本人也“少精敏，无不通达”(韩．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)，二十岁及进士第，二十五岁考中“博学宏词”科，为集贤殿书院正字，“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，交口荐誉之。”(同上文)山此可以看出，柳氏出道早期，仕途可谓一帆风顺。
    虽尘顺境，决不平庸，深察政局，立志报国，这是柳氏的第一伟大之处。柳生活在中唐贞元、元和时期，时经安史之乱，盛世已衰，朝政闩益黑暗腐败，藩镇割据，宦官专权，地方官僚“暴刑暴赋”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面对贪官污吏，畏之如寇盜，敢怒不敢言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，柳宗元联合刘禹锡等参加王叔文、王．锏恼治革新集团，打击宦官势力，罢去掠夺、侵扰人民的宮市和五坊小史，“谋夺宦者兵，以制四海之命”(《顺宗实录》卷五)，明赏罚，停止苛捐杂税，发展社会尘产，结果  “人情大悦”，“里市欢呼”。春风得意之时，不贪婪不狂妄，体察民情、体恤百姓。力图拯救天下苍生。其为节义之一。
    永贞革新终因统治阶级内部斗争、互相倾轧而失败，柳宗元被诬为“小人乘势偷国柄”(韩愈《永贞行》)，始被贬为邵州刺史，行至半途又被贬为永州(今湖南零陵县)司马，在那里整整度过十年。处永州期间，柳氏自以为“缪人(有罪的人)居是州，恒惴慄”(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)怀才不遇，郁郁寡欢，然而柳宗元决不悲观失望，不消极逃避，他与百姓同忧乐，寄情山水，探幽寻胜，借景扦怀，挥洒心中的块垒，在著名的“永州八记”最后一文《小石城山记》中，编辑用存疑的口气表达对“造物者”的质疑：“噫，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。”责怪造物者不将如此美景置诸中原地区，而置诸如此蛮荒之野，“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”。自我安慰，失而不忧，以待宋时，此为大丈大志。
其为节义之二。
  柳宗元比韩愈小五岁，二人交谊笃深，共同倡导“古文运动”，都有经世济国之志。然而韩愈虽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，却三岁父母双亡，寄居伯兄之家，十多岁伯兄亡故，山寡嫂郑氏抚养。因父兄早逝，自幼孤独；饱尝过寄人篱下、长途颠沛的艰辛，经历过兵荒马乱、动荡不安的岁月，可这样的经历却没有锤炼出他刚直的性格，节义的品质。二十五岁考取礼部进士以后，三应“博学宏调”科均告失败，他怀才不遇，囊资已罄，只好以文章为谒见之资，奔走于权贵之门，三上宰相书，以动人之笔，细表自己的抱负)j‘华和如何穷困窘迫，求提拔乞官职的心情跃然纸上。他在《送李惠归盘谷序》中写道：“伺候于公卿之门，奔走于形势之途，足将进而趑趄，口将言而嗫嚅。”与其说是写当时奔走权贵之门、追求功名利禄之人，不如说是他自己此一时期的真实写照!他甚至给自己找理由：“布衣之士，身居穷约，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。王公大人，功业显著，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，……其事势相须，其后先相资也。”(《与凤翔刑尚书书》)他把遭遇归于天命：“其哀之，命也；其不哀之，命也；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，亦命也。”(《应科目时与人书》)，悲观消沉，怨天尤命，戚戚于贫贱，汲汲于富贵，表现得庸俗卑下，后代清高之士，应当在这点上鄙弃退之(退之，韩愈字)!
    再说柳宗元，被贬永州十年之后，刚被召回长安，再次被贬，到了更加荒僻的柳州(今广西僮族自治区)。做一刺史小官，直到病逝。此次与他一起被贬的还有他志同道合的挚友刘禹锡，其时刘被贬到播州(今贵州遵义一带)，柳宗元念播州“非人所居”，刘又有八十老母在堂，“万无母子俱往之理”，于是上书朝廷，甘愿以柳州易播州，“虽重得罪，死不恨”。此举感动了朝廷上下，当时御史中丞裴度向宪宗皇帝进言：播州为极边远荒僻之地。刘虽有罪，其老母八十多岁一定不能前往，且有损皇上的“孝理之风”，于是刘才被改贬为连州(今广东连县)刺史。关于此事，韩愈在其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中有极精彩的描述和议论：
    “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，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，当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‘播州非人所居，而梦得亲在堂，吾不忍梦得之穷，无辞以白大夫，且万无母子俱往理。’请于朝，将拜疏，愿以柳易播，虽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，梦得于是改刺连州。呜呼!士穷乃见节义。”
    耿介忠直大丈夫，被贬十年不沉论，今为好友之命，悲惨痛泣，愿以自己之流死地而易他人之尘还，其节其义，薄于云天，感动天恩!比之当今官场中人，相互利用，相互倾轧，争权夺利，你死我活，无朋友可交，无真情可述，无节操可言，无道义可陈，真是天渊之别!其为柳宗元节义之三。可名垂千占!
    刘禹锡对柳宗元十分崇敬，他况：“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!”(《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记》)在道义上给予柳宗元倾力支撑，在学术上给予柳宗元阐发补充，我认为：“刘柳”并称其实重于“韩柳”。这就是柳宗元节义的最好回报。
    干二百余年后，大家瞻仰古人遗像，追忆其节义风范，树为民族的精神楷模，这是对传统学问的最好继承。